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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与电影在中国的“相遇”有着较为客观的历史动因和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媒介职能。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之后,中国电影逐步产生回归现实生活的转向。新闻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在纪实创作手法的基础上,为了满足战争时期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所孕育出的艺术表达形式。如1938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团,在革命战争年代记录下了大量战役、会议的关键历史节点和瞬间,承担着新闻传播和思想宣传的重要责任,是党的宣传工具。也正因如此,早期的新闻片和纪录片界限并不清晰。张龙祥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公共关系大辞典》中,将新闻电影直接与具有历史记录意义的纪录片等同起来。在特殊历史时期,新闻纪录电影的新闻性媒介属性高于艺术性媒介属性,成为了在我国新闻行业方兴未艾时期承担重要新闻传播职能的“宣传性”媒介形式。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尤以电视的诞生为节点,同时人们对新闻的时效性需求不断加大,放映设备和场地的诸多条件约束造成新闻纪录电影传播效果受限严重等一系列问题,纪录片与新闻逐步分离,“新闻纪录电影”成为我国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艺术概念。

　　然而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在其创作和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艺术元素的多元性,无法避免地糅合着文学、音乐等其他艺术形式。在当代语境下,虽然电影本身不再承担特殊历史时期的宣传性传播功能,但新闻作为人们了解世界、获知生活的重要渠道,依然为纪录电影创作者提供着重要的内容。

　　新闻与电影在艺术创作时的融合由于其主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被摄对象的多样性,很难简单归纳为某一纪录电影类别,在对中西方电影类型划分的研究中也并未找到清晰且统一的定义。例如美国人丹尼尔·洛佩兹在其著作《电影类型:775中被界定的种类、风格、样式和流派》中用“News Reel”和“News Film”指代新闻纪录片。但这一表述并未凸显纪录电影特点,随着新闻事件改编电影层出不穷,这一概念反而变得更加模糊和宽泛。我国学者郑树森则提出“记者片”这一表述,指代以第1世界国家发达新闻行业中的外派记者为观察视角所呈现的纪录电影。获得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zui佳纪录长片殊荣、讲述“棱镜门”事件的《第四公民》就是这一划分标准下的典型代表。然而这一划分标准则突出了拍摄主体的身份角色,细化到位但是却并非对“新闻+纪录电影”的明确定位。正因如此,本文在分析这一特殊纪录电影形态时,有意不在该纪录片类型划分的区隔上过多停留,而是试图观照新闻传播叙事对纪录电影不同层次的嵌入和融合,以及对所形成的艺术形式、传播效果、媒介样态的分析与思考。